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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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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重重
2011年01月06日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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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条小虫
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发动了一场侵略亚洲大陆的战争。
战火从华北蔓延到上海，日军在上海登陆，接着又进军南京。战败后，我们才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而当时我们却无法知道。我们日日夜夜沉醉于所谓的辉煌战果之中，报纸上印满了“南京失陷”之类的消息，我们提着灯笼上街游行，高呼万岁。
当时，整个日本到处可以听到《露营之歌》的歌声。街头巷尾林立着“祝你出征胜利”、“武运长久”之类的横幅标语。士兵乘坐火车离去，手里拿着千人针（千人针类似西方的护身符，一千个女人在一块布上各缝一针，赠给出征者，以祝平安。）的母亲、女儿们却是愁容满面。
平山巴是住在千驮谷的平山家的主要劳动力。这时，他扔下好容易经营起来的小店和妻子儿女入伍出征了。
生日过后，我已经十三岁了。我终于从演男孩子当中解放出来。但是，十三岁这个年纪既不算是大人，也不算是孩子，既不算是男人，又不算是女人，正是弄不好就一事无成的年纪。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同样是正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期。绝大多数的“儿童演员”都因为没能成功地克服这个年龄弱点而被淘汰，然后不知不觉从银幕上销声匿迹了。
我作为一个儿童演员第一次上银幕是1929年，那时我只有五岁。当我长到十三岁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作为一名“女演员”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了。不知是因为过分老成，还是由于有些低能，当时我没有任何要求和欲望，犹如一只寄身于流水之中的竹叶船一样。
我没有温暖的家庭，却受到了制片厂人们的疼爱；也许喜欢我的人原来就喜欢孩子。我从来不记得有人庸俗地耍戏我或刺激我。比如，大人们有时正在摄影棚的犄角旮旯处随意谈一些下流话，但只要我一露面，他们就立刻改变话题，以便让我也能坐下和他们一起谈笑。我虽然是在这种不成样子的制片厂里工作，但我却是在大人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连我也认为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不过，他们似乎对我有点过分娇惯了。
十二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了月经，自己还叫着：“我的屁股破了。”这充分地证明了我的无知。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已产生了没有文化的自卑感。与同龄的女孩子相比，我仿佛是一个蒙昧无知的人。当时，我很天真，心里常常自己骂自己：“你呀，你呀，一个连小学都没正经上过的可怜的废物！”对同龄的女孩子非常忌妒。
我三十岁那年和松山善三结了婚。他见我计算两位数以上的乘法也要认真琢磨琢磨，开始还以为我是在装糊涂，后来他才渐渐地明白我连“小九九”也背不流利，于是着手教我乘法和除法。有时，我碰到不认得的字就哗啦哗啦地翻报纸和杂志，寻找与这个字相似的字。他见此情景，不禁惊呆了。过后，他便带我去神田区的书店买了一本国语辞典，并教我查字典的方法。直到三十岁，我还从来没有查过字典，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像《汉和大辞典》那样的巨著。我结婚了，同时也请来了一位免费的家庭教师。
那时，我曾想好好学习一点知识。我并不是喜欢坐在书桌前，而是觉得不学习不行。可是，我整天价往返于大森公寓和大船制片厂之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时间上讲，我都不可能再进什么女子中学学习了。我多么想成为一名身穿水兵服（水兵服是日本女中学生的制服。）的女学生啊！在我的心里有一条小虫。本来，我并不是因为喜欢电影才进制片厂的，我也不留恋演员工作。于是，我开始考虑，想办法离开电影界。但是，我离开电影界以后又怎么办呢？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我去上女子中学。我的学费和饭费都只能靠自己去挣。我的脑子里一个劲儿地前思后想，却仍然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德大寺伸在制片厂跟我说：
“阿秀，想去宝冢吗？你哪天比较闲在？”
只要这位老大哥邀我，我从来都满口答应。我高高兴兴地跟他商定了去宝冢看戏的时间，两个人还拉了钩、发了誓。去宝冢的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自己最好的那一件人造丝衣服，腰上系了一条黄色的三尺带。德大寺伸给我买的是甲级票，我坐在雅座上观看着宝冢少女歌剧。当时，宝冢舞台是少女们醉心的对象。表演不凡的小夜福子、歌喉动听的苇原邦子、舞姿优美的神代锦，还有日本舞蹈跳得呱呱叫得天津乙女……
此后不久，我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加入宝冢少女歌剧院呢？”
回忆起来，我是昭和初年成为儿童演员得。那时几乎所有女演员都是从银座或新宿一带的女招待，或是被称之为“巧克力女郎”的食品厂广告模特儿中挑选来的。长得漂亮是唯一的条件，根本不管演员有没有表演才能；当然，本人的学历也完全不需要。及川道子和冈田嘉子二人就是当时被公认的“才色兼备”的女演员。
早年，养母经常说：“今后的女演员，即使不上大学，至少也要女子中学毕业。”养母和我一样连小学也没上过，所以她一心想让我来实现她终生未偿的夙愿，她的心里对我充满了期望。然而，当时的景况根本无法使她的理想得以实现……
我长大以后，接二连三的工作忙得我团团转。后来，我又被捧为著名儿童演员什么的，在报纸和电影杂志上还登了许多照片。这样一来，“女子中学”之类的事，就不知不觉地从养母的言谈话语中消失了。
宝冢少女歌剧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东海林太郎家当义女的时候，来教我跳交际舞的宝冢学生们曾带我到她们的后台去过好几次，我和天津乙女及神代锦也都认识。只要进了宝冢，不论选学声乐、西洋舞蹈，还是专攻日本舞，都可以到该团的学校一边接受与普通女子中学相同的教育，一边学习艺术。在那里，我既有老师，又有朋友。这简直是一举三得。但是，到底养母对我这一想法有什么反应？这仍是个问题。从四岁到十三岁，我和养母就象一双筷子一样时时刻刻未曾分离过。在我们去东海林家的时候，养母甚至赶走了父亲，来陪伴着我。假如我去了宝冢学校，当然不能把养母带到学校宿舍里去住。这样的话，当我开口说出自己的打算时，她会哭泣呢，还是会生气呢？
我暗暗下了决定：“试试看吧。如果不答应，就还演我的电影。”于是，一个晚上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对养母说：
“妈妈，我想去宝冢，不知您……”
“去宝冢，那就是个少女歌剧团？”
“妈妈觉得怎么样？”
“…………”
“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
“…………”
一时间，养母的脸上显出了吃惊的神色，但她既没生气也没哭泣。我有些泄气了。养母为了资助爷爷，想开一个公寓，向制片厂的古田演员课长提出借钱，却遭到了拒绝。这时候，她心中十分憎恨古田课长，正在苦心积虑地琢磨报复手段，至于女儿的前途，她早已置之度外。我的养母就是这样一种人。她性格温和而又能干；她待人特别热情，有时给对方带来麻烦。但是，如果对方辜负了她的一片心意，她决不轻饶。她确实每天都在认真考虑明天的事情，但后天的事，则要等到明天才加以考虑。
养母心不在焉地答道：
“过些日子找个人商量商量吧！”
我有点儿后悔，悔不该和养母谈起宝冢的事。我预感到，问题似乎正在朝与我所想的相反方向发展。
我们母女首先去新桥演舞场的后台化妆室，找到了花柳章太郎。我挑开印着“花柳章太郎大师”的绉绸帘子，走进他的房间后，他立即喊道：“唉呀，唉呀，阿秀，你来了，太欢迎了！”
1932年，我七岁的时候，明治座剧团演出话剧《松风村雨》，我曾扮演花柳章太郎的女儿。他对我的表演很满意。后来在大阪的松竹剧场演出《谷底》时，我们再次合作扮演母女俩。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和养母就到明治剧场或演舞场的后台来看望花柳章太郎。花柳章太郎一边化装，一边通过镜子看着我。养母不住嘴地向他他讲述来由。他“噢……噢……”地回答着养母。这时，梳头师把假发送了进来，管戏装的人也来给他穿衣服。
“好啦，我明白啦。老妈妈，大概想到宝冢歌剧团去吧！有人比我对这事知道得更详细。我给你介绍一下，去商量商量吧！”
他向我们介绍的是水谷八重子。于是，我和养母又找到了水谷八重子。养母又唠叨了一通。我根本没注意听她的车轱辘话，早已被水谷八重子的美貌和风度吸引住了。我真不相信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她那带着一丝微笑的面孔上，只有眼睛里闪现出一种她在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听人谈话的神情。她偶尔发出的“嗯嗯”声，显得很低而沉静。房间里是那样地静！她的弟子们进进出出时，举止动作也是轻手轻脚，没有一点声音……
这虽然是后来的事，但我想再赘述一二。1967年2月，我们夫妻的证婚人川口松太郎曾对我说：“三月份，我们的剧本《樱山污染》要上演，你是不是给设计一下服装？”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从前，我也曾搞过四、五部影片地服装工作，所以我想这次也肯定能够胜任。不料想，舞台服装的远看效果、照明效果和与舞台布景的协调等因素，与电影截然不同，这下可把我急坏了。于是，我跑了许多绸缎布匹商店，到处物色衣料。我心里后悔极了：“这下我可摊上了难办的事！”然而，后悔已经晚了。《樱山污染》是一出现代剧，而水谷八重子扮演的女主角却是个性格有些奇怪的女人。如果女主角的服装确定不下来，扮演配角的波乃久里子和川口晶的服装也无法确定。我抱头冥思苦想。女主角的服装中只要有一件能充分体现其性格，其余的也就好办了。由于准备时间很仓促，来不及用白布料染制。另外，服装费也很有限，虽然有我看中的布料，但价格又很昂贵，如果女主角使用了这种衣料，其他角色的服装就没钱买了。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件我认为还过得去的服装。这出戏是三月份公演，所以我选了块樱花图案的花布。
这件戏装是用浓淡界线含混的绉绸缝制的，淡白色的樱花仿佛是漂浮在上面的云朵一样。
我拎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樱花服装和其他两、三件备用的，便来到了明治剧场水谷八重子的化妆室。她仍然那样很有风度；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似乎显得更有风度了。我顿时失去了信心，心虚得要命。
“您可能不满意吧……”
“不。”
她轻声细语地打断了我的话。人们常见的温柔微笑又堆满了她的面颊。
“没关系，你办事，我信得过，随你选择。让你多费心啦。”
她把身子从镜子前转向了我，然后低下了头表示谢意。我突然站起身，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舞来。在我的心目中，水谷八重子美丽得象仙女一样，能让她说出“信得过”，真使我受宠若惊。
该剧第一天在演舞场上演时，我和川口松太郎一起坐在观众席上，等待着幕布徐徐揭开。我似乎听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水谷八重子在聚光灯下，缓步走上光线昏暗的舞台。她身穿那件樱花和服，后面拖得很长，腰间系着一条半边朱红色的和服带，而且还长长地耷拉着一节儿。梳在脖颈后面的发髻好像要散落下来，正好与服装相协调，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妖艳气。
“这不是很好吗？秀子。”川口松太郎轻声对我说。
“太感谢您了，川口先生。太感谢您了，水谷女生。”
我的话还没出口，又咽了下去。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水谷八重子，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回过头来再说，我和水谷八重子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我和养母接到了花柳章太郎经理的电话，于是又跑到演舞场的后台。想不到这次我们得到的是“决定了的答复”。
水谷八重子好像正式地和宝冢的校长小林一三先生商量了我加入宝冢歌剧团的事情。小林校长听说是我，便非常痛快地说：“希望她务必到我团来！”
据说，双方谈妥的条件是：我可以免试进学校，在我初次登台的时候，将让我扮演一个角色。在我们乘电车回家的路上，我们母女俩的心情完全不相同。母亲非常感谢小林校长对我的特殊照顾。她说：
“他真了不起，真是个热心人。人们都承认你了……”
可是，我的心情却截然不同。心里一直在想：我接受不接受这种特殊照顾呢？
火车既然跑起来，就不好刹闸了。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让我加入宝冢剧团。这样一来，过不上几个月，我就将成为一个身穿黑色条纹的绿色和服裙的“宝冢少女”。但是命运却意外地把我引向另外一条路。导致我走上这条路地，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商业广告照片。
12 伟人新村出
我第一次拍商业广告照片是五岁那年。
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样一张照片，我的脸紧贴着涂有雪白粉膏的陶制圆型容器微笑着，露出了黑色的虫蚀牙。拍摄的厂家是“御园粉膏”，即现在的波拉日用化公司的前身。
战前战后，我一共做了十七年的商业广告工作。
拍商业广告照片，虽然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印在报纸上，经常被上厕所的人当大便纸用；若作杂志的封面、封底则会人们践踏，或被人用来糊公共厕所的破窗户挡风。对此，你也无可厚非。但是，当我偶然见到自己放大几倍的照片被立在水田中央的时候，总是不由得感到有些难为情。
我个人的理想是专心于一项事业。但是，这种商业性广告工作，有时候因为家庭方面的理由或人情方面的原因却无法拒绝。我的影迷们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来信说：“拍商业广告照片也可以，因为我们很想看到你。”有人则写着责怪我：“你不要拍那些商业性照片！”真是一个人一个看法。
就我个人来讲，我并不喜欢这种工作。但是，我没有清高的资本，所以最后只得答应下来。
从十一岁到十三期间，我曾为狮牌牙膏和明治糕点公司做过广告。我之所以被选中为狮牌牙膏做广告，是因为我的牙齿。我的牙齿不像狮子，而像马那样又白又大，排列得也很整齐，很适于为牙膏做广告。
明治糕点公司的广告照片不是摄影专家拍的，而是当时在这个公司宣传部工作的藤本真澄仓促拍的。后来，这些照片登在了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藤本真澄是庆应大学毕业的一位酷爱电影的青年人，他到明治糕点公司后拍了一些商品宣传的影片，还用“冢本清”的笔名为松竹电影公司写过剧本。现在，他已成为东宝电影公司的重要人物，这真是如愿以偿。
广告照片大多数在室外拍摄，但是，如需要在室内拍摄，就借用藤本家的客厅。听说，藤本真澄的父亲原是一名海军上校军医，早已过世。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很喜欢我，每次我去他家拍摄，她们总留我吃晚饭，然后再住一宿。藤本的母亲和妹妹谈吐文雅，举止稳重，而他简直象一个任性的暴君。他噔噔地在家里跑来跑去，而且嘴里还叫着：“开饭，开饭，我要吃饭！”“洗澡，洗澡，我要洗澡！”两个女人被搞得手忙脚乱。但他们家里充满着和睦团圆的气氛，而我和养母之间总是心里疙疙瘩瘩的，整天在互相猜忌中过日子。我想，生活在这自然、和睦而又美满的家庭里是多么大的享受啊！
有一天，藤本真澄突然闯到了我们母女住的大森公寓，而且没背着照像机。他这个人很怪，虽然笨嘴拙舌却非常爱说。那天，他想了又说，说了又想，语无伦次，吞吞吐吐。最后，他好容易才开口说出一件要紧事来。当时，他是东宝电影公司经理职村泰二的私人秘书，他来我家，目的是想把我从松竹电影公司拉到东宝电影公司里去。这是当时很盛行的做法。他提出的条件是：工资相当于松竹公司的两倍，每月一百日元。当时藤木的工资只有六十日元，所以这一百日元应该算是一种破格的高工资了。此外，他们还保证在照相化学研究所制片部附近，给我准备住房。
养母听后欣喜若狂，但是，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件事毫无兴趣。
如果从“松竹电影公司”转到“宝冢少女歌剧团”，那还情有可原。但同是电影公司，却从松竹跑到东宝，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我不愿让人说见利忘义，见了钱便忘记了“从五岁就管我饭吃的松竹电影公司”；况且，东宝公司有是松竹公司的竞争对手；此外，就是到了东宝，就能万事如意吗……因此，我对东宝的召唤并不感到振奋。
“如果我走了，那些爱说爱笑的小演员们会感到寂寞的……”
我有意开玩笑，扯开话题，迟迟不作答复。从旁人看来，这件事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不能马上回答说同意，也不能立即回答说不行。可是，养母的心早已飞到了东宝电影公司。在养母看来，我到东宝去，正是她对拒绝借钱给她的演员课长古田进行“报复”的极好机会。
东宝电影公司许诺的高额工资和一套住房，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这就是说，我没有转到东宝公司的决心。可是，养母好像已经因为要去东宝公司而做起了黄粱美梦。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终究无法把她那颗早已飞走的心拉回来。
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我提出了一项要求：如果能实现让我进女子中学学习的理想，我就去东宝。这对我来说，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想来，我当时为什么那样着了迷似地一心想上女子中学呢？这连我也感到很奇怪。
这是我第三次诚恳地提出这个问题了。我已经十三岁了，如果我不想方设法早日成为女学生，我的幸福之鸟就要从我的眼前飞逝而去。我焦急地等待着东宝公司的答复。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竟然很快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们负责让她进御茶水文化学院。”
御茶水文化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和养母根本不清楚。但是只凭这一句话，我就下定了去东宝公司的决心。
事情刚刚谈妥，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养母便立刻拿着辞职书到大船制片厂去了。我不想看到古田课长面对辞职书而大吃一惊的表情，于是，一个人留在家里等养母回来。
“古田这小子，被我搞得张口结舌。真痛快！活该！”
养母回家之后，异常得意地痛骂起古田课长来了。
不知我是天生没有勇气，还是性格懦弱，反正我不能象养母那样锋芒毕露。每当看到说话办事气壮如牛、争强好胜的养母，我总是感到烦弃、怯懦和不快，只好象遇到台风那样躬身以待。
养母在向古田课长提出辞职书之后，立刻向我们母女的“救命恩人”藤田正人讲述了我要去东宝公司的事。
最近，藤田正人还曾对我说：
“当时，听了你母亲的话，我大吃一惊，立刻通知了松竹公司经理城户四郎。城户答应，可以给你的工资加一倍，让我挽留你。但是，由于你到东宝公司可以上御茶水文化学院，所以我反倒求他说：这次就算四武士游学练武，痛痛快快地让她走吧……”
我到东宝公司之后，蒙受危害最大的是古田课长。城户经理对事件的责任追究得十分严厉。当他知道是古田课长迫使我产生去东宝公司的想法时，立刻撤了他的职。
养母满怀仇恨打出去的拳头，击中的不是一个稻草人，而是一个大活人。当时，我刚刚满十三岁，对此事并没有责任。但是，如今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了，已经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人情的微妙。由于拍广告宣传照片，最后导致我离开了关照我近十年之久的松竹公司，走进了东宝公司的大门。
现在，我仍然拍一些广告照片。至于它们会散布到什么地方去，我就无法负责了。但是，有时我的照片竟得到受之有愧的恩典。在回忆《广辞苑》的编者新村出博士的时候，又涉及到我的广告照片的事。
谷崎润一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手头有一封新村出先生给我们夫妇的书信；来信日期是1959年2月25日下午。信中说：有一天，新村先生的一位常去附近国立电机商店的朋友，给先生带回来几张大小不等的秀子的广告照片。先生说，他非常高兴。在先生家的餐室里，张贴了十几张高峰秀子的照片。”
当时，我们夫妇正在欧美旅行，两、三份周刊都刊登了我在巴黎的照片。先生曾看着这些照片自言自语道：“老朽倍感心满意足之极。”先生坐在这些照片的前面，让爱孙拍了一张照片，并寄往我在巴黎住的饭店。但是，不巧我那时已经离开了巴黎，所以先生不胜遗憾。
究竟新村先生从何时起如此偏爱我，我确实不得而知。但是，在先生的夫人还健在六、七年前，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那是我主演的《雁》在京都首次上映时的事。当时，《朝日新闻》的记者去采访他，席间偶然谈到了影片《雁》，先生对影片大加赞赏。说起来，谷崎润一郎走访新村先生时，先生也曾评论过这部影片。象新村先生这样的人，从来就不太喜欢去电影院。后来，听说他还去看了影片《二十四只眼睛》。然后，那时候先生只是在银幕上见过我，并不认识我本人。为此，在1957年5月的一天，没经过任何人介绍，先生便大驾光临了麻布永坂我的家。
尽管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每月5月中旬都要来东京出席日本学士院的会议。届时，大多住在麻布霞町的女婿家。1957年的学士院会议是在麻布鸟居坂的国际文化会馆举行的。当时，到会进行采访的朝日新闻记者对新村先生说：
“听说先生非常欣赏高峰秀子。秀子就住在会场附近的永坂。如果您想见见她，可以马上叫她来。”
“叫她到这里来太失礼了，她又不是艺妓。”
于是，在他离开东京之前，去车站的途中，突然来到永坂，莅临鄙舍。但是，他的时运不好，我们夫妇刚好不在家。他便对女佣人说，自己是怎样的人，住在霞町的一个什么样的亲戚家里，突然想看看我就前往拜访了。走时，他详细地留了言。善三比我先一步回到家里，他一看到名片，大吃一惊，急忙带上电影试映会的招待券跑到了谷村家。当然，那时先生已经离开东京了；谷村一家也去送行了。善三无奈，只好留下招待券返回家里。
善三非常兴奋，连声叹道：“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广辞苑》的编者新村出先生也来咱家啦！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到咱们家来了……”
善三君如此惊讶，可我这个孤陋寡闻、头脑呆痴的人却仍然搞不清楚道理之所在。《广辞苑》是什么，新村先生有多么伟大，我一点也不懂。于是，善三立刻跑进书房，抱出厚厚的一部辞典来，摆在我的面前，大声说道：
“新村先生，就是编这本书的人，你知道了吧？”
在书的封面上写道：《广辞苑》新村出编。我慢吞吞地说：
“那么了不起的人物，怎么会到我们这样的人家里来呢……”
所谓对牛弹琴，恐怕就是指这类事而言的。我第一次收到伟人新村出的来信，是第二年的新年。在六页信纸上，先生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成的文章，因过于谦恭、文雅，象我这样的人的确难以读懂。
“……敬悉，今年早春您将出访美国好莱坞，然后再周游欧洲。故而，倘若本人能侥幸保全性命，也只得待到来春五月再与您相见。真是不胜孤愁之至……”
自从1950年我在新东宝摄制的作品《细雪》一片中扮演小女儿妙子以来，与谷崎润一郎一家也越来越亲近了。有时我到伊豆山的谷崎家去住，有时他的女儿惠美子到永坂的我家来投宿。即使今天看来，谷崎润一郎也是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文豪。但我所了解的谷崎润一郎则是个性情卞急、为人忠厚而固执的老头儿。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谷崎润一郎不但本人特别讲究吃，而且喜欢请讲究吃的人吃饭，好像这是他工作之余唯一的休息。大概是为不致拘谨，在请客时，他常常请一些既无益亦无害的人来坐赔，因而我们夫妇经常受惠，饱餐一顿美味佳肴。
有一次谷崎夫妇正在京都旅游，他们打电话对我说：“有好吃的，来吃吧！”于是，我们就毫不客气地答应了。就在这次，我第一次见到了新村出博士。
也许由于我没有学识，所以不知道什么是怕，也惧怕什么“伟人”。即便对方是“伟大的”，我是“渺小的”，但我们毕竟都是人。
所谓伟大与渺小，主要应该由旁人来判定，而决不能自封。我的职业是演员，所以见到的人非常之多。如果是位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必须摒弃各种虚伪，实事求是地为人处世。然而，我却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非常想做到这一点，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
从孩童时代直到如今，我几乎没有跟什么年轻人来往过，但我总是蒙受年长我三十多岁的人的厚爱。
有一次，我所崇敬的川口松太郎谈起了此事。他说：
“老年人都喜欢你，谷崎、梅原、志贺直哉不都是老年人吗？”
四月末，京都的樱花已经盛开。1958年4月25日早晨，京都地区乌云密布，令人感到了京都特有的透骨寒气。
新村博士的家，位于中沟町一条大街尽头的小胡同里。胡同窄得连车都不能直接开进来，于是，谷崎夫妇和我们夫妇一行四人在胡同口就下了车。谷崎润一郎做先导，身着美丽和服的谷崎太太紧跟在他身后；我们夫妇二人则战战兢兢地走在最后。
打开京都那别具一格的细棂格子门，我们四个人站在摆着花盆的正门门前。谷崎润一郎按响了门铃，接着问道：“先生在家吗？”我从未见过新村出这位大人物的照片。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脚上只穿着一双过膝长袜，天气的寒冷和心中的不安，使我不住地打颤。我偷偷看了一眼我的丈夫松山善三。他跟我一样紧张地板着面孔，显得比我更加不安；这时他也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
房门咯啦咯啦地打开了，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女佣人。我立即向门内窥视，屋内的景象使我不禁大吃一惊。二道门底框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比我本人还大的彩色广告照片，它的下面还是我的广告照片，照片上的我傻笑着，连牙齿都露出来了。我的鼻尖冒出了汗。新村出正对着房门，身穿和服十分温和地笑着出来欢迎我们。
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面色苍白，身材瘦小，但面容十分端庄。我们脱掉鞋子，穿过走廊，来到了一间面朝庭院的日本式房间，此时我的鼻子上还渗着汗珠。因为新村出的家里到处贴着我的广告照片，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房间里铺着草席，我坐在一块坐垫上。然后，我们夫妇与新村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寒暄和自我介绍。而谷崎先生简直像学生面见校长一样，彬彬有礼，双手抚膝，端坐静听，有时随声附和着新村出博士：“是的，是那样。”“对，对，我也有同感。”有时则睁大眼睛直视前方，身体一动不动。我斜眼瞟了一下谷崎，心里越发感到不安起来。
“原来，新村出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连谷崎先生对他都如此敬重！”
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女佣人送来了茶和点心。新村出博士说道：
“这种点心是我死去的妻子给起的名字，今天，没什么好吃的，请你们随便尝一点儿这个吧！”
本来，茶和点心我都很喜欢吃，但是，由于我似乎已经被搞得头昏眼花，如同风筝悬在半空中一样，所以不必说点心的名称，就连它的味道我也全然忘记了。
我们在新村出家打搅了一个小时。当我们起身告辞时，新村博士说：
“我的书房十分简陋，请来看看吧！”说着，他拉住谷崎先生的袖子。
书房的拉门一打开，我们更是惊呆了。新村先生的书房里依然到处是我的广告照片；有的是我脸贴在电锅上微笑着，有的是身系围裙操纵着吸尘器，有的是特写镜头，也有的是远景，有的吊挂着，有的立着，有的则站在墙上。博士步入书房，坐在写字台前，“嘿嘿”地微笑着。见此情景，我早已出了一身冷汗，于是慌忙溜之乎也。
我初次和新村博士见面是他八十三岁那年。三年以后的秋天，我收到了他的信，信中说：“我身患感冒总是医治不好，连散步也不敢去……”1967年8月，新村博士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正在京都大映制片厂拍电影。去京都拍电影一般是三年才只有一次，不知是哪里来的运气，我当时正好在京都。我参加了在本能寺举行的新村博士的葬礼，当我回到公寓之后，一直神情恍惚地坐在那里。突然停电了，我遍身居黑暗之中，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电灯一直没有亮。
我用手摸到火柴，划着了一根，火柴放射出微弱的蓝光。我看着这小小的火焰，似乎觉得面前浮现出新村出那近似透明的笑脸。今后，新村出博士将作为我的“守护神”，继续活在我心中。
13 深蓝色的水兵服
1937年，坐落在世田谷区喜多见町100号的东宝电影制片厂，成了我新的工作岗位。
从制片厂出发，大约徒步走十分钟左右，有一幢带有十坪（坪为日本的面积单位，合3.3平米）大的院子的住宅，里面有两间六张席大和一间八张席大的房间，这便是制片厂为我们母女俩准备的新住房。这套房子里，还有一个不太宽敞的洗澡间和一间三点三平方米的厨房，房间很宽绰，令人感到很舒畅。我和养母一会儿进屋，一会儿到院子里。隔壁的住宅和我家完全一样，电影导演成濑巳喜男和当时东宝的明星千叶早智子夫妻就住在那里。
东宝电影制片厂和松竹的电影制片厂完全不同，建筑一律是白色的，制片厂的中心处有一口喷泉，四周是草坪，这里是演员们休息时闲谈的场所。草坪附近便是镶着明亮玻璃的食堂，菜谱十分丰富，比松竹公司的西餐馆要丰盛得多。午饭的铃声一响，各摄影组的工作人员从各个摄影棚走出来，互相打着招呼，并肩走进食堂，和和气气地共进午餐。在松竹公司从来见不到这种情景。转进新的制片厂之后，我领来了演员化装油彩及其它化装材料，这些化妆品都是美国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尤其是装在铅筒里的油彩，只挤出小指尖儿那么点油彩就能均匀地涂满整个脸，真令人惊奇。
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东宝的演员不分等级，无论老的，还是新的，大家都混在一起。制片厂共有八个演员室，每个室有十几名演员和一名室长；室长主持每周一次的演员座谈会，并出席室长会议。室长非长年连任，而是每年三个月转换一次，所以在人事方面不是一潭死水，人与人的关系非常随便而又令人心情舒畅。我们的室长被人叫做“管家婆”。有时是英百合子，有时是原节子或千叶早智子，根本没有“先生”的惯称，大家都亲切地以“管家婆”、“节姐”、“千叶姐”来称呼她们。
这里没有儿童演员室，因为一个儿童演员也没有。我这个十三岁的毛孩子刚一进厂，就成了宠儿，很受众人的欢迎。人们都把我的名字“秀子”（Hide-Ko）中的“Hi”的音去掉，而称为“deko”（木偶）。最先这样叫我的，是已故著名导演山本嘉次郎和阿姐岸井明。
我进东宝后拍的第一部影片是《丈夫的贞操》。该片的原作是古屋信子，导演兼舞台监督是山本嘉次郎，主演是高田（nian）、入江高子和千叶早智子。我扮演千叶早智子的妹妹。
剧本决定之后，担任角色的演员便开始碰头，阅读剧本，调配服装，试镜头，拍宣传剧照等。这些程序与松竹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我中觉得两个公司的某些地方确实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当时，我年仅十三岁，这些问题我还无法弄懂。可是，从拍摄现场来看，我感到东宝公司有一种现代派的气氛。
《丈夫的贞操》一片从准备到拍摄一直以山本为中心进行，工作气氛热烈，工作进展迅速。所谓气氛热烈，就是说东宝公司的工作有自己的风格，无论何时何地，工作人员都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经常展开争论。他们的意见都出自对作品的热爱和自己的经验与创造力，所以总是带有建设性的。山本以其巧妙的谈话艺术和幽默与稳重，很好地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妥当地解决了关键性问题。他的工作方法真叫高明。
无论是演员，还是剧务工作人员，大家一律平等，都是一颗普通的钉子。根据导演的命令，大家共同筑起了导演描绘出的空中楼阁，接着一部作品便大功告成。每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渗透着众人的血和汗。我来东宝公司后，剧务工作人员的认真态度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表面上看来想是马马虎虎的电影工作，实际上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包含着无穷的乐趣和痛苦。
一部影片的剧务工作人员大约有五十到六十人，拍摄天数为四十至五十天，其中有些作品要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没有毅力和事业心以及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根本无法拍出电影来。
“剧务工作人员这样努力工作，我作为一名演员，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我经常扪心自问。
我的职业道德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树立起来的。这不是任何人教给我的，也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而是望着那些竭尽全身气力，汗流浃背地托举着照明灯的灯光师，不知不觉地从我心中萌发出来的。
我总是认为自己一生是“受人恩典的一生”，而且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首先电影演员这一行与画家和雕刻家不同，绝非一个人能独立完成工作。如果谁也不负责灯光照明，谁也不操纵摄影机，我们演员无论怎样认真表演也不能反映在银幕上。当然，这时众所周知的道理，然而，我之所以在此特意强调这点，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多愁善感，或许是人们常说的人老泪多吧。我认为：人既不能自己生活，也不能自己死去，是一种非常可怜的动物。
即使打算一个人生活，也要受到不计其数的人们的帮助，而且只有在他人的帮助下，一个人才能生活下去。一个人死后，总不会自己为自己去扫墓吧。因此，一个人死后依然要得到他人的照顾。
我还经常想，既然别人对自己如此关照，那么，我能不能进行一些报答呢？我虽然是个十几岁的少女，但至少可以不给一起共事的剧务工作人员添麻烦。这就是我最早的处世哲学。
《丈夫的贞操》还没拍完的时候，另一部影片的脚本已经送到我的手里。不过东宝还是履行了诺言，送我进了文化学院学习。据说，这所学校，是当时唯一的一所进步学校，男女生同班，学生像对待朋友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师。“伊作”是对西村伊作校长的称呼。伊作的长女是英语教师，名叫“西村绫子”，大家都叫她“绫子大姐”。
午休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放唱片，伊作和学生跳起交际舞。午餐时有菜谱供就餐者选择，而且可以喝草莓牛奶，吃冰淇淋。贪财的货郎在校园里摆开了货摊，出售绢围巾或长统袜。我常常纳闷：这难道也是一所学校？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自己进了这样一所莫明其妙的学校。然而，现在已经悔之晚矣。我们最为吃惊的是，这所学校里学生都不穿校服。由于学生们大多是大家闺秀，所以她们的穿戴都很漂亮、时髦，头上扎着法国粉红色绸带，随风摆动，简直像水族馆里的热带鱼。整个学校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寒酸的学生了。
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跑到了一家西服店，定购了一套高级毛料的水兵服。毛料是深蓝色的。上衣很短，下面的裙子带褶，胸前系着三角丝带。我心想，这套衣服就是我的学生制服了。在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学当中，我这身深蓝色的水兵服肯定会显得格外出奇，在别人眼里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美人！但实际上，我也许像是一只闯入百花花丛中的乌鸦。
在文化学院学习的，有芭蕾舞演员贝谷八百子，女电影演员伊达里子、山根寿子等，她们都比我资格老。在同级同学中有佐藤八郎的爱女佐藤鸠子。小岛正二郎的独生女小岛美笼。进校不久，我很快就和这两个性格开朗的姑娘成了好朋友。
在文化学校学习时，我的班主任是已故的河崎夏子女士。我并不是喜欢学习，但我感到我必须学习，所以，我的劲头很足。可是，我上课的时候，绘画专业的男同学经常借我去做模特儿。而河崎老师更是痛快得很，只要有人来借，她就欣然答应：“秀子，去一下吧！”我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绘画系的画室。就这样，我好容易得到的学习机会又告吹了。我的心情就像丢了钱包儿一样感到心疼。
我渐渐成长起来，眼看着那美妙的青春就要来到我的面前……
正在这时候，日本走上了崎岖的歪路。“举国一致”、“保卫后方”一类的字幕开始插进了电影的片头，通往世界大战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这时日本的电影界同样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东宝电影公司采取了重金延聘导演和影星的策略，与电影王国松竹公司展开了角逐。譬如，导演岛津保次郎、衣笠贞之助、熊谷久虎、阿部丰和山中贞雄，电影演员林长二郎、入江高子、山田五十铃、原节子、大日方传、高田（nian），冈让二和我，都是这一时期被罗致到东宝公司的。
当然，东宝无法把正在履行演出合同的影星硬拉过来；它的做法是，先在私下进行秘密谈判，当对方合同期满时再请到东宝公司来。林长二郎在来到东宝公司之前走漏了消息，因此那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京都下贺茂制片厂的门前被门前不相识的几个人刺伤了脸。但是，待到他伤愈康复之后，仍然以“长谷川一夫”的真名走进了东宝电影公司的大门。
这个事件成了当时电影界的一大新闻，轰动了新闻界。但是，记者并没有告诉人们在事件背后存在着资本的对立和斗争，而只宣传电影演员要处处小心。
这一年的年底，关东和东北地区开始了防空演习，人们高唱起“爱国进行曲”。翌年一月三日，冈田嘉子和衫本良吉二人从桦太（库页岛）逃亡苏联。
1937年9月，山中贞雄战死在中国。《人情淡如水》是他的代表作。我认为，他是第一个被悲观厌世思想带入日本电影界的作家。他的一生只有短暂的三十个春秋。
第二年，日本施行了“电影法”。这不过是给国家控制和检查电影涂上了一层保护色。眼看着，电影界和整个社会都进入了战时体制。但是，我这样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根本无法预见岛那可怕的未来。我在演完《丈夫的贞操》之后，又夜以继日地赶拍了十二部影片，它们是：《江户人阿健》、《杂耍王国》、《南风之丘》、《雷老板》、《花束之梦》、《小姐》、《新柳樱》、《丘陵上的彩虹》、《巧克力与士兵》和《课堂作文》，每天的日子像箭一样飞逝而过。我经常同时拍两、三部影片，一会儿到这个摄影棚，一会儿跑到那个摄影棚，忙得一天到晚团团转。
尽管我非常喜欢去文化学院上学，但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极其短暂。在这两年里，我参加了十三部影片的演出，所以上学总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和小学时代一样，我偶尔在班里露个面，结果课程又讲过去了；见到了同学们的面儿，几乎想不起他们的名字；特意订做的水兵服经常挂在衣柜的角落里……
我和“学校”真是没有缘分。我整天对着校镜子无精打采地自我安慰，然后，马上跑到摄影机前。
1938年4月，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我依然成年累月地从家到制片厂，从制片厂到家，像机器上的活塞一样单调地往返运动。这个总动员法究竟是何内容，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自从这个可怕的法律公布之后，日本便禁止制造和贩卖棉制品，使用人造纤维代替了棉花。
当时的大街小巷，穿戴“国民服和战斗帽”的男人，比比皆是。
但在讲究仪表的电影工作者之间，还没有见过穿国民服的人。报纸上报道的内容突然显得紧张起来，经常出现左派人士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被逮捕得消息；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便衣特务和盛气凌人的宪兵的身影，不由得使人产生了一种恐怖感。
14 丰田正子的《课堂作文》
1938年的8月，我参加拍摄了山本嘉次郎导演的《课堂作文》。这部影片是铁匠的女儿丰田正子写的生活记实，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一部贫穷人家的生活记录。当时，丰田正子是位少女，但她生动地揭示了隐藏在贫穷背后的社会上的不平等。也许有人认为，她和我在贫富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也是一名备受不平等之苦的少女。
我一天到晚忙于拍片，手提包里经常放着两、三部影片的剧本，我简直成了一部生活费的“制造机”。我没有时间认真地阅读剧本，但《课堂作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社会上认为该片是我少女时期的代表作。
《课堂作文》最早是丰田正子写的单行本，后来被改编成话剧，由山本安英主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改编成电影后，由我来主演。德川梦声扮演爱酗酒的父亲，清川虹子扮演母亲，泷泽修扮演指导正子作文的大木老师，导演是山本嘉次郎。
电影剧本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曲折情节，但也没有任何虚构和粉饰，好几个真实、精彩的场面在大人们的小说里是见不到的。我非常喜欢这几场戏。
一天早上，我们清早起来就开始去拍外景了。那场戏是：在一个雾蒙蒙的冬天的早晨，正子和弟弟稔在家中的一块空地上笼火。导演山本嘉次郎手里拿着枯树枝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一转身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
“秀子，台词可以再补充几句……比如你加一句：‘冬天的早晨，气味真好闻啊！’……然后，弟弟耸耸鼻子反问：‘没什么气味啊？’……接着，你再说：‘你闻，闻到了吧？’你一边说着一边耸耸鼻子。就这些，你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突然感到山本导演是那样的亲切。
冬天的早晨，的确有一股独特的气味，这清新的气味就好象是转瞬即逝、令人怀念的高原空气一样。我心中暗想：他竟然能了解冬天早晨的气味。他真是我们孩子的好朋友……
我非常感动。拍片时，我流利地完成了这段台词。这个镜头虽然是一个远景，但我非常喜欢这场戏。
现在的电视剧和电影常常由演员即兴插入一些台词，或者随意把剧本上的台词改成自己的话。这类事已是司空见惯，导演也不在意。但当时的电影，除非滑稽戏，很少有演员随意插入、补充或更改台词的现象。因为当时的剧本是经过作家和导演共同认真讨论、反复推敲过的。现在想来，山本导演追加那两旬台词，也许是为了强调少女的敏感。
当时，丰田正子只有十七岁，胖乎乎的圆脸儿，梳着两条小辫。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她把自己的贫苦境遇如实地写在了自己的文章里，我对她这种开阔的胸襟感到非常敬佩。她那开朗的笑脸上，嵌着两个可爱的酒窝。在她身上丝毫见不到穷人那忧郁的表情。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一些肤浅无聊而又玩世不恭的记者，他们把表面上穿戴得象个小资产阶级的我与身穿茧绸和服、腰系整幅布料腰带的丰田正子加以比较，进行报道，以使读者开心，还有的人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而且幸灾乐祸、暗自得意。例如：有的报道说：“我们问这两位才女：‘你们喜欢吃什么东西？’高峰秀子答道：‘我现在肚子很饱，所以不知道喜欢吃什么。’而丰田正子则立即回答说：‘我爱吃梅干菜米饭。’”
此事纯属捏造。退一步讲，即便有这样的事，把它登报宣扬又有什么意思呢？无论过去怎样，但自从《课堂作文》发表以来，丰田正子出席了许多招待会和座谈会，当然她吃到了不少美味佳肴。因此，我不相信她会有意识地回答记者说自已爱吃梅干菜和米饭。而且，我本人也不会象阔老爷一样回答说：“现在，我也不知道爱吃什么。”
另外，我作为一名演员，当然不能一年到头身穿茧绸和服、腰系整幅布料腰带。但是，有谁知道，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自卑感。我负担着好多人的生活、有很多难办的事，生活也是紧紧巴巴的。在贫困的程度上，我丝毫不亚于丰田正子。我和丰田正子，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美国记者查尔斯·迪纳曾说过：“狗咬了人，不算新闻，但人咬了狗，会成为一大新闻。”这的确是一句名言。他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记者们耸人听闻主义的实质。如果说演员是一种“不稳定的职业”，那么记者也许是一种“给报刊填补空白的职业”，特别是艺术栏里的杂谈之类，本来就是供读者消遣的笑料，没有必要对其吹毛求疵。但是，谁要是被当成了评头论足的对象，仍然会感到难以忍受。
我和丰田正子上了这种记者的当，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之间便产生了误解，相互疏远了。
文字是可怕的。有时，它能变成杀人凶器。对艺人来说，记者的笔胜过鬼神，是无法躲避的严峻考验。
对此，有人会感到可笑，说：“你不要夸大其辞。”那么，我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看看一位正派的女演员是如何、被记者所扼杀的。这位女演员就是田中绢代。战前她一直受到电影爱好者的热爱。她以其卓越的演技，为日本电影增添了光彩。她多次荣获演员奖，并因艺术成就卓著被授予紫绶褒章[1]，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优秀女演员。
我所了解的田中绢代，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确实好比一只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扬着美丽的风帆顺利前进的快艇。自从1914年田中绢代十六岁进松竹公司之后，她始终是该公司最优秀、最著名的演员。但是，正当她地位稳定、声名大震之时，突然有一种焦虑向她袭来。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了，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美国向日本提出，希望田中绢代作为“日美友好使节”访问好莱坞。当时，好莱坞正处在全盛时期，但它没邀请满脸堆笑的官僚，而邀请了一位电影明星，这充分体现出美国人的开朗性格。田中绢代是日本电影界的千金小姐，她身穿一套昂贵的和服，把自己打扮得一派日本风度。在飞离羽田机场时，她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并顺利地飞抵了洛杉矶。
当时的日本人相信：“我们的田中绢代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友好使节的任务，凯旋而归。因为她是代表着我们日本人的心情的女演员……”
田中绢代本人也充满了信心，她想：虽然自己是一名女演员，但一定要利用这个好机会，来改一改日本的习俗。
“当我再次回到日本时，应当让人们看到一个今非昔比、面貌一新的田中绢代，我要以一个除旧立新的形象出现在田中绢代影迷们的面前。”至此，她的心情与等她归来的日本人的心情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距离。
1950年某日零时五十五分。聚集在羽田机场的新闻记者和田中绢代的影迷们，当看到出现在摄影记者的闪光灯前的田中绢代时，不禁为之一震。田中绢代途经夏威夷回到日本，胸前佩戴着一个夏威夷人送给她的花环，花环几乎遮住了脸颊。她戴着一副最时髦的太阳镜，身穿一套最时兴的西服。她举起带着白手套的手，先是贴到自己红红的嘴唇上，然后向前来欢迎的人们送了几个飞吻。
前来欢迎“大和抚子[2]田中绢代”的人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转身回家。那些记者的笑脸也一下子变成了凶神一般。
其后，非难田中绢代的旋风，来势凶猛异常。凡是一提到田中绢代，必然来一通“指责”、“嘲笑”、“诽谤”和“污蔑”。
“太阳镜和飞吻……”
“接受记者采访还夹杂着几句英语……”
“毫无意义的美国之行，使女演员学了一身美国派头……”
不仅如此，她回国后演的所有影片没有得到其他评价，只有批评，有的人甚至写了一些与电影毫无关系的闲话。
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就怒火中烧，气得浑身发抖。为什么那么多的宣传工具都如此冷酷无情和人云亦云呢？直到现在，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那就是电影演员和其他演员都没有个人自由。依我之见，田中绢代这样有名的演员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而无处藏身，是因为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然而，田中绢代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难道戴了一副太阳镜，做了几个飞吻，就能说这是不知廉耻的行为吗？难道因此就必须剥夺她通过辛苦劳动而获得的明星桂冠吗？
我真希望她能身陷逆境不低头。但是，她和我这个调皮鬼不同，她是一位规规矩矩的千金小姐。她渐渐地失去了信心，渐渐地消沉下去。她在银幕上的表演如实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1950年秋，我和田中绢代在东宝公司合演《宗方姐妹》。导演是日本最苛刻的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我和田中绢代曾合演过好几部影片，但唯独在拍摄《宗方姐妹》时，她的演技令人感到难以形容的迷惘和心不在焉，她的表现也使小津导演感到不安，而且她越着急就越演不好。
几乎每个镜头都要反复试拍，其次数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我只有二十六岁，既无法安慰她，也不会鼓励她，只是为她痛心：
“多么痛苦啊……田中女士简直被记者扼杀了，真可怜……”
不知是在奈良药师寺拍外景时，还是在大船摄影棚里，也许是乘车去拍外景的途中，她坐在我身旁……具体地点我确实记不清了。田中绢代象是自言自语似地小声对我说：
“你知道在镰仓山我家旁边有一座悬崖吧……我有好几次想从那里跳下去……唉，那样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
当时，我无言以对。我以前所想到的扼杀或是被扼杀，都是指她的演员生命，丝毫没想到她这个人的生命。她在精神上受到的创伤和痛苦之大已逼得她企图自寻短见。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珠。这不是对于她的一般深表同情的泪水，而是象血一样浓的、为她惋惜的泪水……因为田中绢代就象我的亲姐姐一样。
后来，宛如一艘几乎沉没的舰船又渐渐拨正了航向一样，田中绢代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她付出了巨大努力和辛苦，以其坚强的意志使自己的演技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奇光异彩，在艺术上获得了一次飞跃。1970年11月，田中绢代被日本政府授予紫绶褒章。我从报上见到这个喜讯之后，不由得脱口说了一句：“让你们看看……”但我也不知道这话是朝谁说的。
关于“丰田正子与高峰秀子”的闲话，对新闻界来说好象是一个美味的诱饵，《课堂作文》一片公开放映后的两、三年里，一直是他们谈论的话题。紧张的拍摄工作搞得我疲惫不堪；回到家里又与养母闹纠纷，使我心烦意乱。我感到无处容身。在我那孤独的心灵里，不知不觉地滋生出了不相信人的念头，而且很快产生了“讨厌人”的感情。我往返于制片厂和家之间的时候，总是故意选择没有行人的远路，悄悄地小跑着。
1940年，日、德，意三国结成同盟。接着，日本关闭舞厅，强令妇女不准烫发，挨家挨户地收缴美国唱片和书籍，用拖车运到小学校的操场或八幡神社内焚烧掉。我家里也来了两个身穿国民服、打着裹腿、拉着拖车的男人。
我从架子上取下用零钱买来的古典音乐唱片和民歌唱片，抱在胸前，准备让他们拉走。但是，我突然想，若让他们弄走，他们会象烧垃圾一样把这些唱片烧掉。想到这里，我非常生气。于是，我把唱片从套中一张一张地抽出来，扔到院子里，然后使劲用脚上的木屐把它们踩得粉碎。
对我来说，听唱片不仅仅是为了消遣，同时它也是我工作的需要。当时，因为我要演一部音乐片，所以必须记住歌曲旋律，但“do、rai、mi、fa、so，1a，xi”是敌对国家的乐谱，据说往后要改用日本乐谱“ha，ni、ho、he、to、i、ro、ha”，唱起来非常别扭，简直象要咬舌头一样。
英语不准说了，棒球用语的好球改为“yoshi”，坏球改为“dame”，所有这些做法确实愚蠢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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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紫绶褒章是授予在学术或艺术有所创新者的奖赏，根据褒章条例，分为红绶、绿绶、蓝绶、黄绶、绀绶、紫绶等六个种类。
[2] 大和抚子是对日本女子的美称。
15 丑角的本来面目
1940年，白糖和木炭开始实行凭票供给，不久，大米也实行了配给制，“大米票儿”发到了各家各户；孩子们在街头叫喊：“不准烫发！”“浪费就是大敌！”的宣传画也发到了镇议会，报纸和广播里到处都在宣传日军取得了辉煌战果。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连做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为了寻求一时的乐趣，人们纷纷拥进了演出相声、滑稽故事和滑稽戏的剧场。
“榎健”和“绿波”是当时喜剧界的两大名角，真可谓名闻遐迩！所谓“榎健”即是榎本健一。1922年，他二十岁时在浅草的金龙馆当上了歌剧的合唱队员。1923年，金龙馆在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后来，榎本健一在新宿参加了娱乐场的创建工作。接着，先后在歌剧馆和松竹剧团当演员，最后担任了“榎健剧团”的团长。1934年，他与照相化学研究所合作，主演了影片《榎健喜剧》，逐渐成了一名深受广大平民观众喜爱的喜剧演员。
所谓“绿波”即是古川绿波。他与榎本健一不同，是一位贵族出身、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演员。即使唱一支歌也要拿出正规男高音的架式。绿波剧团的节目基本是伤感味道很浓的、面向上层人物的喜剧。
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银幕上，他们二人一直在激烈地竞争着。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绿波是狂热的榎健迷。据说，从浅草时代起，绿波就经常邀朋友一起去看榎本健一的演出，并称赞榎本说：“这才是一名真正的喜剧演员！”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与榎健，绿波曾合演过四部影片；和榎健同台演过一出戏，和绿波同台演过两出戏。他们二人的舞台艺术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剧场后台和制片厂的风度也明显相异。
榎健非常能喝酒，每次拍完电影之后，他必定要和剧务工作人民一起去喝酒。酒一入肚，他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稍一不高兴就抽出日本刀吓唬人。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老早地站在制片厂门前，向工作人员点头哈腰赔不是：“昨天晚上的胡来，确实是鄙人之过！”这种情况我曾见过好几次。
如果说榎本是一位稚气单纯、和蔼可亲的人，那么绿波则可以说是一位博学多闻的人，即使称之为“学者”也不过分。他身体肥胖，很爱出汗。他象个老爷似地经常带着四、五个弟子威风凛凛地来到制片厂，让一个弟子给他扇扇子，一个弟子手持放着冰的水壶和杯子，一个弟子拿着化装用具，一个弟子拿着帆布睡椅。他吃喝讲究，喜欢打麻将，似乎对什么事都爱着迷。他曾亲口对我说，“战后，为了用英语与驻日美军交谈”，他买了英语简明辞典；每天背一页，背下来之后便把这一页撕下来吃掉。听后，我真的大吃一惊。“单词虽然背下来了，可是，会话时却没用上。”他说着，象一个中学生似地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我常常见到年迈的绿波在饭馆和西餐馆里独自一个人吃饭。他说。“我吃过很多种饭菜，山珍海味最好一个人去吃，这样才能品出味道来。因为这样吃，人的精力不分散。啊！真香，真香！”他一边说，一边啧着舌头。
几乎所有的喜剧演员都是做事认真而性格孤独的人。金语楼是如此，植木等是如此，渥美清是如此，藤山宽美是如此，伴淳三郎也是如此。有的喜剧演员说，即使自己希望象普通人一样自然的时候，身上那股丑角气昧依然无法去掉。我虽然了解他们的烦恼和焦虑，但根本不可能理解他们。我想，这其中必有某种“奥妙”。
这种“奥妙”，既看不见，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它表现在榎本发怒挥舞起日本刀时的眼神里，也藏在独自一人用膳的绿波的神态之中。愁绪和孤独并不是一个悦耳的词汇，它是一种“人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1939年，我演了八部影片，它们是：《美好的起点》、《女儿只有一个心愿》、《白脸儿先生》、《前夜》、《樋口一叶》、《我们是教官》、《采花日记》和《丹下左膳》。这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应该说是一个大人了。我再也不能象小时候那样，只是随便说几句台词敷衍了事，人们也绝不允许我那样做。剧本上说，角色的动作是“跳海”，在拍电影时，我就得真地跳海。
在《美好的起点》中，我要穿上冰鞋在冰上滑跑，在《女儿只有一个心愿》中，我要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前夜》中，我必须说一口流利的京都话，而在《我们是教官》中，我得认真地弹奏古筝。对于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的事。拍片前，我只能接受两、三天的特殊训练，而到正式拍片时我必须让人看着象行家一样熟练。这些训练往往搞得我精疲力尽。我从五岁步入影坛以来，一直是成年累月马不停蹄地工作，根本没有搞过任何体育和文娱话劝，我连儿童三轮车也没骑过。
在拍破《前夜》一片时，前进剧团的演员若宫忠三郎对我进行了京都口音的特殊训练。紧张的训练使我睡觉时都从嘴里蹦出了京都话，把睡在我身边的养母吓了一跳。但使我精疲力尽的，是拍摄《我们是教官》的时候。
有一天，东宝音乐部的一个人和我一起乘坐汽车，来到地处牛込的一所日本式住宅。我被领进一间十张草席大的房间里，房子里光线昏暗，呆了一会儿眼睛才习惯了。这时，我看见桌上放着两部古筝。又过了一会儿，一位中年男子身穿和服来到我们的面前。我定睛一看马上就惊呆了，一时说不上话来。原来，这位与我面对面坐在日本古筝前面的人，就是当时人称古筝之神的宫城道雄大师。
我生平第一次与古筝打交道，心里感到很发怵。我砰地一弹，宫城大师说：“不行……”，我又噌地一弹，宫城大师竟“哎呀”了一声。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是，尽管我象被人用鞭子抽打着一样，但我还是坚持学了四、五天……正当我要完全失望之时，我终于学会了“六段曲”中和“千鸟曲”中的各一节，勉勉强强地拍完了丸山定夫吹尺八与我弹古筝的镜头。
1939年，闹剧电影的产量达到了高峰。这一年，仅东宝公司就发行了六十七部。因此，我们每个月都要拍五部以上的这种影片。每天，制片厂里都象着了火一样，忙乱不堪。当时，我正在同时参加拍两部片子，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突然有一天，文化学院的河崎夏子老师来电话让我们母子去一下。
我们到学校的时候，河崎夏子老师已坐在空荡的教室里等着我们。接着，她歪着头郑重其事地说：
“尽管文化学院是一所很自由、随便的学校，但一个月只来两、三天，那怎么能升级呢？”
“现在，我希望你们明确地定下来：是上学，还是工作。”
“秀子已是一位有名的演员，所以退了学专心于工作，你们看如何？”
“请你们认真考虑一下，然后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考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我只要一不工作，我和养母，还有那些必须由我们负担的亲戚们马上就会走投无路，连饭都吃不上。于是，我立即回答说：
“我退学。”
我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了！
我和养母乘上回家的汽车，但我一句话也不想对她说。我非常生气，简直要气炸了肺，我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于是，我自己劝自己：
“即使不上学，也可以在社会上学习人生的道理。在我的周围，真、善、美，假、恶、丑，各种现象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是我学习的教科书。”
过分懊悔又有什么用呢？在我面前只有这一条出路。
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太天真了。东宝公司出于自己的需要，才把我从松竹公司拉过来。电影公司又不是一种慈善事业。好容易才弄到手的一名演员，如果让她舒舒服服地去上学，这还算什么买卖？我不过是一种商品而已，因此，我想去上学，这纯属是一种“奢望”。
我回到家后，立即把崭新的教科书，堆到准备卖掉的报刊里，用绳子捆好。
我被文化学院除名的事，我只跟藤本真澄等两、三个人谈了一下。不料，消息一下子传开了，当然也传到了特别喜欢我的人的耳朵里。这样一来，有好几个人想作为我的义父、义母来抚养我。他们说：
“……秀子太可怜了！我愿意做她的义父（义母）抚养她，一直培养到她从女子学校毕业，让她得到普通的教育。等她长大成人之后，再送还给她的母亲。”
这种热心人共有六位，他们是：东宝公司的经理植村泰二，女演员入江高子、千叶早智子，男演员亨利，也就是大川平八郎；阿先生，也就是岸井明，此外，还有导演山本嘉次郎。
六个人商量的结果，认为：“无论由谁来抚养秀子，都必须首先说服秀子的母亲。”于是，他们选中了演员部的平尾课长做这一工作。
平尾课长到我家来的时候，我们母子刚刚吃完饭。当我明白了平尾课长的来意后，心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
我并不是因为高兴才这样激动。平尾课长谈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我很惊讶。但更重要的是，我担心平尾课长突然向养母提出这个问题，养母会不会又要大闹一场。
果然不出所料，养母听后脸色大变。她的眉毛竖了起来，白眼球变得发青，全身上下直打哆嗦。我意识到养母又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时，她嘴唇一歪，号啕大哭起来。接着，她东一句、西一句地把满腔怒火朝着我和平尾课长发泄出来。养母好象误认为我跟平尾课长是事先商量好的；好象是平尾课长在挑唆我。平尾课长平白无故地受了委屈，但又有口难辩，于是，朝我使了个眼色，便很不高兴地起身回去了。
随后，这些热心人准备抚养我的问题也就此告吹了。在养母看来，这六个人到昨天为止还是“疼爱我女儿的好人”，而今天就变成了必须严加提防的诱拐专家。特别是受托前来的平尾课长更是冤枉，竟被养母认为是挑唆我的罪魁祸首。过后，他似乎很同情我，想尽办法安慰我，有时领我去看电影，有时带我去吃饭，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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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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